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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造假為哪般?

  4名第三方采樣人員為一家企業自動監測設備開展比對監測,監測從當日上午9時16分持續到11時36分,但出具的比對監測報告中,卻出現了11時36分至當日15時28分的監測數據。憑著多年執法經驗,執法人員判斷這起案件涉嫌偽造監測數據。

  果不其然,經過一番調查詢問,采樣人員承認,因當天只采集了2組有效數據,不能滿足比對監測頻次要求,于是根據上午采集的數據偽造了下午的監測數據,出具虛假合格的自動監測設備比對監測報告。最終,這家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被責令停業整頓,處14萬元罰款,對法定代表人處4.48萬元罰款。

  這是安徽省亳州市生態環境局今年3月公布的一起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弄虛作假典型案例。這并非個案,自2021年4月生態環境部聯合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在全國集中開展“兩打”(嚴厲打擊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和重點排污單位自動監測數據弄虛作假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以來,從各級生態環境部門查處的自動監控弄虛作假典型案例中,我們都能看到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造假的身影。有的還性質惡劣,后果嚴重。一時間,大家說起第三方,就談到造假。我們不禁想問:第三方怎么了?

  造假問題突出,手段不斷翻新

造假問題突出,手段不斷翻新

  近年來,隨著法律制度的日趨完善,在生態環境監測改革逐步深化的過程中,生態環境領域的社會化監測發展迅猛,市場空間得到進一步釋放,自動監控第三方服務機構大量出現,成了名副其實的“紅海”市場。

  然而,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服務水平卻良莠不齊。多位接受《環境經濟》采訪的專家直言:“當前形勢不容樂觀,特別是少數第三方沒有擺正利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的關系,為了承攬業務一味迎合‘金主’,甚至不惜違背法律法規和職業道德,主動或被動地幫助排污企業‘偷數據’‘出主意’,導致自動監測數據失真,嚴重擾亂了監測市場秩序,并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必須嚴懲。”

  一起案例中,某第三方運維公司為某企業開展自動監測設備運維工作,在煙塵自動監測設備長期故障無法正常工作的情況下,運維臺賬記錄卻顯示煙塵儀工作正常,根據現場運維臺賬,第三方于2023年3月17日開展煙塵儀維護、校準工作,但校準數據無法溯源,證實了運維人員通過編造臺賬掩蓋設備故障的事實。

  生態環境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副主任王亞男在接受《環境經濟》采訪時說,為提高數據質量,污染源自動監控管理機制設有設備質量關、安裝規范關、驗收調試關、運維資質關、比對檢測關等關鍵節點用于保障數據持續真實準確,這些關鍵節點分別有設備儀器廠商、設備運維機構、檢驗檢測機構等第三方深度參與。但是近年來監督執法發現,自動監控質量控制的關鍵關口“失控”,第三方造假問題突出。

  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從各地曝光的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為了數據達標想盡了辦法:

  有的造假手段水平不高,主要沿襲前人,比如把采樣管放到礦泉水瓶中,或者稀釋樣品后再進行采樣;有的比較粗暴不講武德,在即將超標時趕緊拔出采樣管,或者快超標時干脆斷電,再不就直接將采樣管與監測探頭斷開;有的非常講究“技術含量”,例如自動監測設備內置軟件模擬數據傳輸,使用制氮機等裝置向自動監測設備采樣頭吹送氮氣稀釋污染物排放濃度;有的則喜歡加點料,比如添加化學藥劑干擾監測數據,用堿液刷監測設備濾芯,利用手電筒干擾cod校準值篡改監測數據;采訪中聽到還有特別懶的,甚至人都不用去,從外面吊起一根竹竿對準監測站房里面的設備電源開關,發現數據即將超標馬上竹竿一捅就斷電……

  山東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工程師劉常永補充說,大部分自動監測設備數據采集、計算、傳輸環節較多,普遍設有工控機,監測數據產生后仍設有用于修改數據的斜率、系數等功能,給企業篡改監測數據提供了便利,加上監測設備運行狀態自我診斷、操作日志記錄等功能不全,這些都給造假提供了土壤。

  市場競爭激烈,行業亂象叢生

  當前,由于對自動監控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和人員沒有資質要求,行業難免出現“魚龍混雜”現象。

  其實,這個行業本身專業性很強。在放開第三方環境監測市場前,企業需要獲得中國計量認證(CMA),并接受質監部門監管;環境監測行業涉及水、電、大氣、物理等專業領域,自動監控系統的運營維護更需要復合型人才。在市場放開后,取消了對運維公司資質的要求,門檻降低,形成了排污單位自行委托第三方運維機構,但這些機構良莠不齊的市場格局。

  在此背景下,一些環保公司大包大攬,提供全套服務,第三方運維公司和從業人員也得到了爆發式的增長。據不完全統計,當前,污染源自動監測第三方運維機構已有上千家,從業人員至少有好幾萬人。這個行業的準入門檻降低低到了什么程度呢,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某運維機構因人手不夠,竟對公司司機進行簡單培訓,隨后發個所謂的上崗證就搖身一變成了專業運維人員。

  “運維行業專業性強,但準入門檻低。” 生態環境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從事數據監控支持的高雷利告訴記者,目前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進入第三方運維服務行業,這導致了服務質量低、投機取巧多的行業現狀。低價低質運維商盆滿缽滿,而高質高標運維商戰戰兢兢不斷退出市場,小公司直面市場利益,不顧長期經營,多個公司主體,打一槍換一個“馬甲”,繼續賺錢。而大公司越是業務廣,客戶多,無論如何提高管理和效率,難免被誤傷或難免“濕鞋”,情況嚴重的直接危及公司生死存亡,這些因素導致大公司紛紛退出運維業務。

  劉常永認為,“第三方運維行業‘小散弱’特點突出,行業既無準入門檻,也缺乏法律法規硬性制約,而且行業、人員自律機制不健全,監管上缺乏有效抓手,按照標準要求開展日常巡檢、校準校驗、故障維修等工作任務繁重,運維公司人員少、設備少,運維能力不足,巡檢維護往往不能及時開展,導致運維工作不到位、不規范。”

  市場競爭無序,作為“買方”的排污單位難辭其咎。面對市場逐利,排污單位是誰提供的服務省心省力還省錢,誰就能收獲更多的訂單。

  劉常永告訴記者,排污單位將自動監測設備委托給第三方運維公司后,普遍一托了之,忽略了自行監測主體責任,未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規范加強對運維公司日常工作的督促考核,只要求監測數據“不超標”,對監測設備運行和數據質量情況則漠不關心。

  低價搶占低質服務。對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來說,他們為了獲取更多的訂單,也會不斷壓低服務價格,甚至低于運維成本。為了在低價服務中獲取足夠的利潤,一些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往往就會動起“歪點子”,例如少跑幾趟現場,直接出個數據,或是縮短檢測時間,節約成本支出等。

  對此,高雷利也表示,第三方運維服務低價無序競爭,獲取項目后以設備銷售賺取利潤,并未專業高標準提供運維服務。當市場價格低于運維成本時,眾多行業公司不能嚴格按照國家或行業標準開展運維,而如果按照規范要求開展運維,運維成本則會遠遠高于運維市場價格。

  中國環保產業協會監測服務專委會主任委員楊子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說:“有些非法排污企業只算投入小賬不算生態大賬,與動輒幾十萬甚至數百萬元的治污投入相比,在數據上做點手腳無疑更‘劃算’,一些環保服務機構抓住排污企業這一需求,雙方一拍即合、同流合污。”

  多位受訪者告訴記者,這就是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

  第三方為什么要造假?

  污染源自動監控涉及監測采樣、理化分析、自控儀表、信息技術、執法處罰等多個領域,專業性較強,客觀上需要專門的技術機構提供服務,才能完成法律規定的要求。據王亞男介紹,近幾年,自動監控領域的第三方設備運維、比對監測等服務機構應運而生,發展也很快,也同時也出現運維不規范、出具不實的監測報告等問題,甚至有一些第三方機構參與協助排污單位弄虛作假逃避監管,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因此打擊自動監控領域第三方造假勢在必行、迫在眉睫。

  第三方為什么要造假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資深人士告訴記者,表面上看,排污單位出錢,第三方出數據,第三方是沒有造假動機的。實則不然,排污單位想要的,是他想要的數據,他想要的肯定不是超標的數據。但是數據如果超標了怎么辦?第三方是選擇如實報告還是造假?據說前幾年甚至排污單位會把這類要求寫到合同里面,雖然現在不敢了。不過雙方都有默契,第三方為了拿到更多的業務一般都會選擇配合,甚至是為了所謂的達標主動造假。

  “說到底,造假還是因為利益驅動。”采訪中,多名專家和業內人士異口同聲地說。

  例如,在廣東首家環境監測中介機構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案中,涉案公司就是典型的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為滿足客戶“特殊”要求,編造、篡改監測數據,提供虛假報告,助其順利“通關”,以收取額外好處費,獲取更多客戶資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小機構沒有什么擔憂,畢竟門檻低,獲得數據監測運維訂單后,與排污企業勾連的違法成本也更低。但對于一些規模較大第三方環保服務公司來說則不然。在實際運行中,這些運維方面對的,不僅是業績壓力,還要隨時面臨排污單位數據造假等違法行為后“甩鍋”等巨大風險,一旦“甩鍋”成功,運維方常常被當地政府列入不良記錄,進而禁止其參與政府購買或委托服務、暫停驗收和聯網。

  楊子江坦言,一些規模較大第三方環保服務公司主觀上并不愿意弄虛作假,因為他們付出的代價會很大,不僅會承擔法律法規相關的處罰,還給公司名譽和經濟利益蒙受巨大損失。

  楊子江向記者舉例道,某第三方環保服務企業曾經因數據造假被曝光后,之前有合作意向的企業紛紛解約,損失數額巨大,這可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不少規模較大企業的負責人對于弄虛作假行為恨得“牙根疼”。

  對于第三方造假的原因,高雷利分析,機制上,第三方公司與企業達成利益共同體,受甲方制約。有的企業產生“我付錢你擔責”的自在感,甚至一起“消災”,放松了對其履約的要求。再有,地方政府監管不力,一些地方政府有著“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的放心感,放松了對第三方的監督,甚至于發現問題時,有袒護企業的情況。此外,處罰震懾了大公司,卻放過了小公司。當前,無論是通報、行政處罰、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對大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已經產生足夠震懾和管理作用,但對小公司幾乎起不到作用,小公司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注冊多個公司殼子,成為永不受損且永不倒閉的盈利公司。

  從第三方運維公司角度看,他們為了降低成本低價競爭,如果不想辦法節省試劑、標氣、人力,就會導致賠錢,所以第三方運維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弄虛作假。再有,第三方運維公司技術能力不足,消極怠工。第三方運維人員技術不專業,不會運維眾多品牌設備,沒有充足的備件,導致發生故障時自己無法修復設備,為了趕工盡快下班休息,產生不合規弄虛作假行為。

  行業該如何規范有序發展?

  “自動監控系統是監督排污行為的‘千里眼’,但一些第三方環保服務公司為滿足企業需求,在自動監測數據的處理和報告上采取造假手段,導致監測數據的準確性無法得到保障,損害行業信譽,實屬不該。”山東益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技術負責人王君表示。

  誰弄虛作假,誰就觸碰了“帶電的高壓線”。外界注意到,相對于此前處罰重點主要針對排污單位,今年以來生態環境部門聯合市場監管等部門,加大了對第三方的查處力度。并明確表態,監測數據質量作為生態環境監測工作的“生命線”,加強對第三方運維單位市場整肅,進一步規范第三方環保服務市場很有必要。那么,行業該如何規范呢?

  楊子江告訴記者,首先,誰執法誰普法,開展好環保法律法規的宣傳,營造自覺守法的氛圍,建議有關部門抓緊出臺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行為規范。其次,嚴厲打擊違法行為,依法開展全面整治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弄虛作假問題專項行動。再有,建立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信用管理平臺,開展聯合懲戒,實現“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在處罰公司的同時對相關責任人進行相應懲處,讓有職業污點的企業和個人在行業內寸步難行。

  王君對此持相同態度。在他看來,一定要加強對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行為的監管,嚴格執行法律法規,對于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和處罰;并加強對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的準入條件和審核標準,限制低價競爭和惡性競爭的行為;還要制定和完善行業規范和標準,明確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的職責和權利,確保其行為符合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同時加強對運維人員的技術培訓和能力建設,提高其技術水平和專業能力,確保能夠提供準確、可靠的監測數據;社會公眾和媒體也要監督第三方,對其違法行為要進行公開和曝光,提高行業的透明度,促進行業的公正性。

  劉常永還提到要推動相關立法,明確第三方的法定義務和違法行為后果。對于其違法行為要依據現有法律法規嚴肅查處,對于尚不構成違法的不規范行為可以實施約談、警示、要求提交說明材料、信息公開等非行政處罰類監管措施。另一方面,要用好稅收、環保電價、豁免處罰等政策引導,建立合規管理體系,排污單位按要求開展自行監測的,給予豁免行政處罰或稅收優惠等政策,提高做好自行監測的主動自覺性、驅動力。

  與此同時,可以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第三方監管融合,對第三方機構人員、設備、行為、記錄、標準物質等納入線上實施動態管理,類似于金融領域的穿透式監管,將第三方的相關信息透明化、公開化,主動接受監管檢查和社會監督。

  高雷利表示,對于第三方,要有硬性且可行的準入機制:開展第三方運維服務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辦公條件、人員、備件、比對儀等必需品;政府應該建立適用且落地的考核評價機制,對準入后的運維商進行定期評價,不滿足的運維商接受考核退出市場;要加強對運維商能力建設指導:第三方運維商從事專業運維服務必須擁有對應的技術能力和質量管理措施。

  對于社會化監測和運維服務機構,應當牢記法律底線。政府監管部門應當盡可能為其創造良性發展的條件,對守法經營的保駕護航、鼓勵發展,對違法違規的嚴肅查處、聯合懲戒。

  具體來說,一是加強自身規范建設,提升專業水平。例如,可以建立標準化的監測流程,制定專業化的監測指標和標準,建立健全的質量控制和風險管理體系。二是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原則,不受任何利益影響,真實記錄企業行為和實際情況,并客觀、公正、科學的開展監測和評估。三是與監管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共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并提高監測工作的有效性;還要與企業建立合作關系,通過監測和評估的結果,促進企業改進和提高社會形象。四是加強對監測結果的公示和傳播,提高公信力,引導公眾關注不斷推動企業提高社會責任意識和行為水平。

  “社會化監測機構的良性發展還可以考慮通過加強技術研發,提高監測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增加服務范圍等方式,滿足客戶多方面需求,強化社會責任,并將其作為企業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承擔環保義務,回報社會。”王君表示,以此,對第三方市場服務質量、競爭手段、經營作風進行監督,鼓勵公平競爭,不斷營造“良幣驅逐劣幣”的正向市場環境,引導行業良性健康發展。

  為了讓行業有序發展,監管部門也在發力。2022年12月12日,衡水市發布《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服務規范》,這是衡水市獲批市級地方標準制定權以來,首部生態環境領域的地方標準;2023年1月1日,《溫州市生態環境服務機構管理條例》正式實施。據悉,這是全國首個針對生態環境服務機構管理的地方性法規。

  “作為生態環境服務機構,雖然是被監督方,但《條例》施行一方面能讓規范服務的機構更有底氣,一方面也能讓企業委托方能收獲真正優質的服務。行業發展在自律的基礎上多了一層法律保障。”一位從業者對媒體表示。

本文來源:環境經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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